北京西城区南部的西交民巷，离天安门广场步行不到10分钟，如今随处可见悠闲的游客。这里也是北京超白金的地段，附近小区随便找出一处二手房，每平方都要十几万以上。

处于和平年代的人们，却很少有人知道，西交民巷曾经还有过一座“京师看守所”，李大钊同志就是在这里被北洋军阀绞杀。

1927年4月6日，大批军警包围了李大钊居住的苏联使馆，将李大钊等人抓捕，之后关押在北京西郊民巷的京师看守所内。

“京师看守所”在明清时期，曾经为刑部监狱，明嘉靖年间，忠臣杨椒山被关押在这里，留下了“铁肩担道义，辣手著文章”的名句。清末，这里又关押过谭嗣同，留下了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的名句。

民国时期，西交民巷已经成为金融街。也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当年李大钊被军警押解到京师看守所，然后在这里被绞死。

京师看守所

1927年4月28日，张作霖以“勾结苏联参与中国内战”、“参与收集军事情报”、“颠覆政府”等莫须有的罪名，将李大钊等革命党人残酷杀害。

1927年5月12日的《民国日报》，描述李大钊就义的情形：

“看守所中有两架绞刑台（为刚刚从外国进口的绞刑机），同时执行二人死刑。首登绞刑台者，为李先生也……临刑前，先生慷慨激昂：‘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’”

电影《革命者》从李⼤钊被执⾏绞刑前成都谷歌推广公司，38⼩时，以倒叙的形式回顾革命者李大钊，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大变革的历史格局中，再现了这一段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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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，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12月，李大钊年长4岁。

关于毛泽东任“图书馆助理员”一说，成都app软件开发公司主要来自于斯诺所著的《西行漫记》。在这本书中，斯诺记载，毛泽东曾说：

“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，工资不低，每月有八块钱。”

《西行漫记》英文版“assistant”一词含义是“助手、助理、助教”，后来被人翻译过来就成了“助理员”。　

而据毛泽东湖南一师同学萧子升在《毛泽东与我》中的回忆：

由于生活困难，他们写信请示蔡元培可否给同学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。蔡校长知道这件事后，有个更好的主意，致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书函：“守常先生大鉴：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，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，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，月薪八元。蔡元培即日。”

因此，毛泽东当时在图书馆担任的，很有可能就是“书记”的职务，只不过人们后来习惯称为助理员。其实在当时，图书馆的“书记”就是担任助理的意思，帮助整理图书，清扫房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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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张作霖对李大钊等为首人员恨之入骨。

第二、张作霖抓捕李大钊，同时也是向领导北伐的蒋介石示好。

当时，领导北伐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受到左派势力的挤压。张作霖抓捕杀害共产党人，其实也是向蒋介石表明，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共产党，北伐军没有必要来打我。目的也是试图缓解来自北伐军的压力。

第三、发泄对苏联的愤怒，试图警告苏联。

作为东北王起家的张作霖，他和苏联之间关系复杂，矛盾极深，但他又不敢和苏联完全撕破脸。因此，他通过搜查苏联大使馆，抓捕李大钊这个特殊人物，也是发泄他对苏联的愤怒，同时试图以此达到警告苏联的目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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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综合以上各种复杂的因素，张作霖必欲以除去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为后快。

为逃避北洋军阀的抓捕，李大钊将领导机关迁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院内的旧俄国兵营工作。

北洋军阀明令通缉李大钊等人。当他们得到李大钊可能藏在苏联大使馆的情报后，他们派出特务，化装成车夫、小商贩，在苏联大使馆附近窥视、盯梢。并秘密逮捕了李大钊身边的地下党员阎振山和厨师张全印。

1926年9月，中共地下党员李渤海在街头散发革命传单，被军警抓捕。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派人对其进行突击审问，经过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，李渤海叛变，不仅交出了许多共产党员的名单，还供认出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的情况。张作霖得知这个情报后，立即密令实施抓捕。

1927年4月5日夜，吴郁文精心制定行动方案，抽调了540名警察、宪兵和特务，并分成12个小组，按照李渤海提供的名单，分头抓人。

4月6日早晨，李大钊正在使馆内办公，他妻子赵纫兰和女儿正在散步，突然，枪声响起，大批军警来到了。

吴郁文等人押解着之前被捕的阎振山，指着李大钊，恶狠狠地问阎振山：

“他是谁?你认识他吗?”

阎振山说：“不认识。”

吴郁文冷笑着说：

“你不认识?我可认识。他就是李大钊!”

军警逮捕了李大钊和他的妻子赵纫兰以及两个女儿。此外还抓捕了30余名共产党人。李大钊在狱中遭受折磨，不顾自身安危，要求北洋当局不要株连爱国青年：

当年的报刊截图

“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，宽大处理，不事株连，则钊感且不尽矣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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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大钊早就提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，他说：

“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，如果能够组织起来，参加国民革命，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”。

李大钊对毛泽东投身革命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。他为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变化与发展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，毛泽东由一个年轻的革命民主主义者，能够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。与李大钊为他奠定的基础是密不可分的。

毛泽东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共事期间，李大钊已是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、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的领袖人物。他经常和比自己年轻四岁的毛泽东一起畅谈未来，给予毛泽东很大的帮助。毛泽东的思想在和李大钊的交往中，有了很大的变化。

同时，毛泽东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条件努力读书，接触到了许多有关10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，这对他今后探索解放中国的道路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
在北大期间，毛泽东除了旁听北大的课程，还广泛结识了当时北大的一些著名人物，通过接触、座谈、讨论，获取了大量有益的知识。

在此期间，毛泽东还参加了北大的哲学研究会、新闻研究会等活动的学习与研究，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。并经李大钊介绍，加入了“少年中国学会”。

电影《革命者》

由于李大钊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本来曾经计划去法国留学的青年毛泽东，打消了去法国的念头。他说：

“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，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。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学习法文，我没有这样做。我另有计划。”

后来，毛泽东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，说自己在此期间，曾经迅速向一个方向发展：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向，据中国近代史专家高平叔的《蔡元培与毛泽东》一文中记载，毛泽东说：

“这时，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，思想也越来越激进……。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，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”。

李大钊也对毛泽东非常器重，称赞他是“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”。

毛泽东1920年4月离开北大后，仍然和李大钊保持着长期的密切联系。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，研究、传播革命真理，并成为建党初期党的秘密联络机构，这和李大钊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。

1920年9月，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开始营业。李大钊在书社资金非常紧张的时候，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。通过北京大学出版部等途径，给予毛泽东很大的支持。

1945年4月，毛泽东在《七大工作方针》中，论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程时，他指出自己是李大钊那一代人的学生：

“五四运动中有左翼、右翼，陈独秀、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。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，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共产主义思想。……（陈独秀）是五四运运时期的总司令，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。他与周围的一群人，如李大钊同志等，是起了大作用的。……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。”

1949年3月，中央领导机关由西柏坡迁入北平。毛泽东回忆往事，对李大钊充满了感激和怀念，他感慨地说：

“三十年了!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。还不错，吃了不少苦头，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，就是李大钊同志。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。他是我真正的老师，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，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!”

李大钊同志短暂的一生，正如他自己在文章中所写的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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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生的目的，在发展自己的生命。可是，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，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。绝美的风景，多在奇险的山川。绝壮的音乐，多是悲凉的韵调。高尚的生活，常在壮烈的牺牲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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